从疫情处理看中国文化下的社会性

2019-2020年中国发生了一场“新冠状病毒”疫情，中国政府在应对疫情中采取了大规模的人员流动管制措施。特别是在疫情严重的湖北省和武汉市地区采取了到户到人的严格的管制获得了成功的执行。这样一场涉及几千万入口的地区，几亿人口活动的管制能够平稳顺利地实行，与广大的中国民众的高度的社会性是密切相关的。这个社会性是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延续的深刻影响而形成的特殊情况，这个情况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也是非常特别的。

在新冠病毒疫情防治中中国的广大民众自觉配合政府推行的严格限制自由活动的隔离措施，包括长达数月的封城，封省隔离都能够顺利执行。从而大大减缓了疫情的扩散，有效地帮助了战胜疫情。这个情况进一步证明了一个有比较高的社会性的社会是可以有利于应对社会共同的危机。

而西方的强调个人自由高于社会性和所谓的国家民主体制的社会，比较难于形成强大的社会共同行动意识。在发生紧急的社会危机的时候，比较难于形成强大的对抗行动，表现得比较无力。而以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国家，民众的法律意识比较强。但是，除小部分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中产阶级能够比较自觉地限制个人自由以外，社会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比较强调个人自由而不愿意限制个人行动。加上民主政权的内部争斗和利益至上的各种问题使得西方国家对抗疫情的自动反而显得比较软弱无力，行动迟缓，效果不太好。

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是具有比较高的社会性要求，社会对个人自由有比较多的限制。也就是中国人常常说到的要讲规矩。这种情况被信仰个人权利至上的西方社会舆论认定为专制社会，个人会因为失去自由而痛苦。其实他们并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就一直有为天下之公而放弃一些个人利益（当然也包括个人自由）的信念。这种社会模式虽然可能会产生一些社会矛盾，但是仍然为广大中国民众所接受。

在西方主流观念中觉得中国人的社会性中能够接受对个人自由的种种限制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中，为了社会整体利用放弃一些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就是一种社会性要求。虽然在实际的社会运行过程中人们不可能完全接受这些对自由的限制，也会产生一些社会矛盾。正是这种可以为了整体的社会利益放弃一些个人自由，特别是当国家政权能够比较好地代表整体的社会利益的时候，这种天下观影响下的社会性会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个也可能是中国近几十年能够完成工业化，经济得到巨大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其实自由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实际的自由主要依赖于各人的感觉。如果相关的限制被人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就觉得有自由。因为在现实的社会活动中没有限制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所以，如何根据社会实际情况，在人的社会性要求和个人自由之间做出比较合理的平衡是社会成功运行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虽然中国经过近几十年的社会经济发展有了比较大的改变，人们的思想既有传统文化中天为公的比较高的社会性的要求的影响，也有西方个人权利和自由至上的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西方接受过教育，或者接受西方思想意识较深的人）。所以两种思想的差别往往会表现出比较大的思想冲突。政府管理中如何在人的社会性要求和个人自由之间做出比较合理的平衡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需要不断探索，不断改革的。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随着人们在社会中的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个人自由的程度可能被限制的越来越多。西方社会的高度法制，东方社会的强调规矩（包括法制和社会传统习俗）。越来越多的落后贫穷地区建立起现代国家，不管是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还是遵从传统宗教、习俗，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随着社会组织的加强，对人的社会性要求也是越来越高。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人的社会性和个人自由之间总是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社会能够平稳发展。极端的个人主义和完全消灭个人利益的极端的共产主义都会阻碍社会正常发展。而这个平衡点在什么位置，可能不同文化传统的不同的国家状况有不同的发展状况。但是越来越高的社会性要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