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社会性和个人自由的关系
（1）、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方与东方的地位：
几百年前在欧洲开始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大工业的生产方式需要集中大量的劳动力。为了从封建制度下解放被桎梏的劳动力，满足大工业生产的集中劳动力需求。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提出了“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一系列政治口号。把个人权利，人身自由提升到一个绝对优先的高度。这种以个人权利至上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完备的理论支持。这个思想体系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发展中成为了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想。而且随着西方先发达国家的世界扩张，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全世界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自由主义成为资产阶级理论体系的核心价值。
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这首百多年来在全世界广为传诵的著名箴言诗《自由与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表达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自由的崇高信念。
然而在人类社会现实中为了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自由始终是要受到社会制约的。即使在认为自由有崇高意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却总是要制定许许多多的法律条款来限制个人的自由。也可以说为了保障自由的实施，必须对人的社会行为进行法律规范。或者就是说只有限制超越法律的自由行为，才能保障法律范围内的自由。所以西方社会对人的社会性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遵守法律规定。
那么这个法律规定是如何制定的，就非常值得认真的思考了。自由主义者支持以民主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为架构的自由民主制。西方的“普世价值观”认为只有这样的民主制度有着开放而公平的选举制度，使所有公民都有相等的参政权，才可以保障个人的自由。那么这样的国家制度下是不是可以制定出对社会各阶层都感到自由（当然包括比较平等地对待各阶层的利益）的法律。这个可能就是西方社会存在着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之间的矛盾的根本原因。这个矛盾在西方社会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常常表现得比较严重。
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其核心意识是在长达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下起到积极作用的儒家思想。从孟子到孔子的儒家理学，认为伦理价值源自天理。传统中国社会中国家概念就是皇家的家天下。所以皇帝发布的规矩就是天规。农业文明的社会中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成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制关系。除了皇权的法度以外，宗法制度在整个农业文明中对人们的社会性规定起着重大的作用。连皇帝都要遵从“忠、孝、节、义”那一套封建礼制。
几千年的中国农业社会中通过世袭制、长子继承制等左右着社会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则通过夫妻、父子、朋友、君臣等伦理纲常和等级关系决定着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形成了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思想文化。被土地约束的农业社会的民众的自由是非常有限的，不光是人的身体的行动自由，连思想的自由也是被严重束缚。中国社会没有真正经过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所以也没有自由的概念。反而人们对各种社会规则的约束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一百多年前当传统中国社会遇见西方工业文明的入侵，由于经济发展的差异，农业文明不敌工业文明的力量。而遭到西方列强，甚至曾经是我们的学生的日本在成功的向西方学习完成了工业化的日本帝国，的侵略。从五四运动以来，以抛弃中国传统文化接受西方文化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一直进行着。包括人权、自由、民主、平等等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思想被追求中华民族救亡的人士引入中国。甚至一些更加激烈的革命，斗争等西方社会改造的思想也进入中国人的想法。为了民族救亡各种改变社会的思想，各种社会改革都被积极地试验着。
在近代中国社会改革的历程中，有两位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和改革运动的领袖人物：孙中山和毛泽东。孙中山主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国家制度来改造中国，他提出了“民族、民主、民权”的三民主义为核心的思想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儒家礼制思想。他领导的民主运动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但是在经历了几千年的皇权统治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农业社会中，他的这个改革运动虽然采取了比较激烈的革命战争行为，并且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但是因为广大民众的社会性仍然是农业社会的儒家文化思想指导下的小农经济社会环境，所以他的社会改造和工业化进程都进行得十分缓慢，效果不好。中国社会仍然没有组织成为能够支持工业化的社会结构和现代社会的国家运行机制。一直到1949年之前，这种混乱状况都没有得到很好地改善。
毛泽东接受的是西方更加激进的社会改造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同样也采用更加激烈的战争方式的武装斗争来改造中国社会。毛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也指导中国共产党人把社会改造的眼光放到广大的农村，把广大的农村民众组织和动员起来参加到改造社会的革命运动中来。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在1949年以后建立起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共和国。
新的共和国与孙中山领导国民党建立的共和国之间最大的不同是把国家的权利基础放在“人民”（以工农为基础包括了其他各阶层的广大民众）之上。对中国社会进行了最广泛的组织和动员。从而把中国社会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组织起来投入社会发展中来，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社会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条件。领导中国国家的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共产主义社会为理想目标。这个思想在中国其实是有一定的文化基础的。
中华文化的儒家思想中，几千年前就有类似的“大同世界”的思想。虽然这种思想从来也没有，也不可能有实践的条件。但是“天下为公”的重视社会利益，可自觉限制个人自由的思想却已经在中华文化中有着深深的影响。所以当以共产主义社会为理想目标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被主流思想认为是一种恐怖的幽灵）进入中国以后能够被一些人接受，虽然很多人可能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也没有深刻的了解。但是经过共产主义者的改造和宣传以后，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可以给劳苦大众带来幸福生活的福音，能够被中国广大民众所接受。
共产主义理论对人的社会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是一种理想的未来社会，要求社会成员完全放弃个人自由，服从社会需求，成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人。这个社会性要求距离当今社会现实太远。以至于人们把它当成为一种空中楼阁和政治口号。按照这种理想要求组织社会民众，结果非常不理想。在前苏联的90年的社会发展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30年的社会实验中都没有能够取得成功。
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取得国家的领导权以后，一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希望完成中国社会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发展。经过30多年的实践，中国社会无论在工业化和社会繁荣等方面的发展虽然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很不理想，特别是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问题无法解决。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个社会实验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文化大革命运动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希望把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当作中国唯一合法的思想来统治中国社会。结果带来强烈的社会混乱和经济发展停滞。
中国执政党认识到共产主义的社会性大大超前于社会发展，制约了人们的劳动热情，生产力的发展受到限制。所以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发展模式，而改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方式。也就是在宣扬高度社会性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同时，也允许人们以一定的自由度为个人利益，为实现个人的价值而努力。允许公有制和私有制共同存在，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种社会模式被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这种社会模式下，经过一系列的国家管理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短短的30多年基本完成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实现了中国社会从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虽然这个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但是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合理化的轨道。这个社会发展趋势是一个比较肯定的事件。
（2）、中国的社会性与社会发展：
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是具有比较高的社会性要求，社会对个人自由有比较多的限制。也就是中国人常常说到的要讲规矩。这种情况被信仰个人权利至上的西方社会舆论认定为专制社会，个人会因为失去自由而痛苦。其实他们并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就一直有为天下之公而放弃一些个人利益（当然也包括个人自由）的信念。这种社会模式虽然可能会产生一些社会矛盾，但是仍然为广大中国民众所接受。
2019-2020的新冠病毒疫情防治中，广大民众自觉配合政府推行的严格限制自由活动的隔离措施，包括长达数月的封城，封省隔离都能够顺利执行。从而大大减缓了疫情的扩散，有效地帮助了战胜疫情。这个情况进一步证明了一个有比较高的社会性的社会是可以有利于应对社会共同的危机。而西方的强调个人自由高于社会性和所谓的国家民主体制的社会，比较难于形成强大的社会共同行动意识。在发生紧急的社会危机的时候，比较难于形成强大的对抗行动，表现得比较无力。美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民族的法律意识比较强。但是，除小部分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中产阶级能够比较自觉地限制个人自由以外，社会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比较强调个人自由而不愿意限制个人行动。加上民主政权的内部争斗和利益至上的各种问题使得西方国家对抗疫情的措施反而显得比较软弱无力，行动迟缓，效果不太好。
在西方主流观念中觉得中国人的社会性中能够接受对个人自由的种种限制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中，为了社会整体利用放弃一些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就是一种社会性要求。虽然在实际的社会运行过程中人们不可能完全接受这些对自由的限制，也会产生一些社会矛盾。正是这种可以为了整体的社会利益放弃一些个人自由，特别是当国家政权能够比较好地代表整体的社会利益的时候，这种天下观影响下的社会性会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个也可能是中国能够在几十年时间内完成工业化，经济上得到巨大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其实自由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实际的自由主要依赖于各人的感觉。如果相关的限制被人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就觉得有自由。因为在现实的社会活动中没有限制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所以，如何根据社会实际情况，在人的社会性要求和个人自由之间做出比较合理的平衡是社会成功运行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虽然中国经过近几十年的社会经济发展有了比较大的改变，人们的思想既有传统文化中天为公的比较高的社会性的要求的影响，也有西方个人权利和自由至上的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西方接受过教育，或者接受西方思想意识较深的人）。所以两种思想的差别往往会表现出比较大的思想冲突。
但是，社会越发展，对人的社会性要求越高，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可能会比较多。所以不同的国家制定和发展模式中起重要作用的可能还是人的社会性的整体高度带来更加深刻的影响。而国家运行体制和政府管理功能，如果能够在人的社会性要求和个人自由（当然还包括对个人利益的保障）之间做出比较合理的平衡，社会就会表现出比较强劲的发展动力，同时也能够比较平稳的运行。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内更加广泛的共识，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国际学者的关注。
在全球化过程中，在国际关系问题上，西方实际实行的不平等的国际分工越来越被更多的人认为是不公平的。世界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共赢的发展模式表示赞同。反而是西方国家在发展中仅仅保护国内部分人的利益和自由，而在国际上压制其它国家的发展，限制其他国家人的利益和发展的权利。所以从更加广泛的国际社会中，如何做的人的社会性要求和个人自由之间做出比较合理的平衡也是被越来越广泛的认可。
（3）、未来社会的社会性与个人自由的发展
人的社会性随着社会对进步可能会逐步得到加强，而个人的自由完全不会对人类的整体社会利用产生任何冲突的时代的到来。但是这个进化过程与人类的身体进化过程相似，也需要经过相当长对历史时期。而且需要全人类的共同进化才能够完成。一旦人对社会性成为人的自然属性，由人类基因决定（或者大部分是自然属性）。人类社会就会进入一个以地球为整体的理想社会（有可能就是大同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同时向宇宙的其它部分发展。这个发展可能并不是能源和物质资源对匮乏为主要原因，根据现在已知对物理知识，我们就已经知道：现有对地球物质中就包含了几乎无尽对能源（w=mc^2）；各种不同的物质元素都是由相同的基本粒子构成，只不过具体的组织结构不同。一旦人类的知识和技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物质和能量都不会成为人类发展的障碍。
而人类对宇宙探索的精神，和对未知领域的了解则可能是人类向地球以外的宇宙空间发展的驱动因素。而且这些任务的完成。必须依赖于全人类的共同能力和团结的力量。在人类没有解决自己星球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之间对矛盾之前，这个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仅仅可能有非常初步对科学探索过程。这个发展可能在几千万年，甚至几亿年以后才可能完成。像一些科幻作品如《流浪地球》中所描述的那些事情是不可能发生在地球还是由不同的国家组织来管理，还没有统一成为一个地球村的时代中。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随着人们在社会中的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个人自由的程度可能被限制的越来越多。西方社会的高度法制，东方社会的强调规矩（包括法制和社会传统习俗）。越来越多的落后贫穷地区建立起现代国家，不管是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还是遵从传统宗教、习俗，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随着社会组织的加强，对人的社会性要求也是越来越高。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人的社会性和个人自由之间总是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社会才能够平稳发展。极端的个人主义和完全消灭个人利益的极端的共产主义都会阻碍社会正常发展。而这个平衡点在什么位置，可能不同文化传统的不同的国家状况有不同的发展状况。但是越来越高的社会性要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