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到农业时代，人类的集体活动规模越来越大。活动内容也从面对自然获取食物，发展到依靠自然生产食物；从与自然力争斗，发展到人类群体之间的争斗。部落之间、部落联盟之间，到国家之间，人们为了食物、领地、劳动力，甚至虚无的宗教信仰等等而争斗。在战争中人的自然属性：残忍、野蛮、凶狠发挥到了极致，而同时在集群内又需要极端地服从、合作、互助。所以战争让人性极端地发挥直致扭曲。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集体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对人的社会性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人类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来保证和促进人的社会性。在以氏族部落为活动单位的时代，进行各种重大活动之前都要进行祭祀，如每年的狩猎、耕种，重大战争活动等。祭祀仪式一般由部落首领（在宗教体系形成之前），或专门的祭师（在宗教体系形成之后）来主持。祭祀活动的目的一方面是祈求自然的神保佑成功和好的收获；另外一个作用，就是提示人们要遵守集体活动的规则，规则也就是人的社会性的具体化。这些规则都是人制定的，而借神的意旨来发布，好让人们对神的敬畏来遵守这些规则。这样的祭祀活动在世界各地，无论是什么人种几乎都有类似地出现过。
甚至到今天，在中国民间还保留着一些古老的祭祀活动，如在湖南、四川、贵州、安徽贵池、青阳一带以及湖北西部山区一带的民间傩（nuó）戏。傩，原本是一种祈求农业增产以及人口增殖的祭祀活动。它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祭祀活动，它源于原始人类的懵懂信仰而自然形成的最初的驱鬼酬神仪式。到商代、周朝傩祭不仅在民间流行，而且周天子和诸侯国还举行“大傩”、“国傩”。这在《周礼?夏官》中就有记载。现在，一些地方民间流传的傩戏还保留有祭祀活动的仪式和意义，如安徽贵池傩戏正戏演出前必有傩仪，傩舞。这种傩戏具有浓厚的社祭色彩和宗族色彩，只在家族中传承，每年正月初七至十五日演出用于土地祭祀和祖先祭祀。傩戏第一类是正本戏，多属巫师在傩祭中必须演唱的剧目，如《搬先锋》、《搬开山》、《送子》、《搬土地》、《发五猖》、《监牲》等。此类剧目情节简单、内涵丰富；演唱时唱巫腔、戴面具，常与法事相间演出。另一类是戏曲化程度较高的剧目，如《孟姜女》、《庞氏女》、《龙王女》、《大盘洞》、以及侗傩《古城会》、《华佗卖药》等。傩祭演变成为傩戏，在傩仪，傩舞这些祭祀活动以后表演大量的与宣扬伦理道德有关的剧目，正说明了祭祀活动除了祈求自然的神灵以外，还有培养和促进人的社会性的作用。
从新石器时代到农业时代，人类的生产方式由狩猎、采集发展到农耕和放牧，生产力水平大大的提高了。社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剩余，这样就可以有多余的人去从事宗教、文化、手工业等活动。逐渐就出现了包括部落联盟、城市、文字、国家在内的一系列发展。早期的氏族制度下的部落对人的社会性的保证是宗教和部落的文化。
在低下的生产力状况下，生产收获仅仅可以保证基本的生活需要，没有什么太多的剩余物资。在人类以部落为其主要组织形式时代，“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无论对别一部落的人来说或者对他们自己来说都是如此：部落、氏族及其传统制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这些都是自然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要无条件服从的。”[1]这种情况一直到近代的美洲印第安人、非洲祖鲁卡菲尔人等氏族部落都差不多如此。人类发展史上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的时代，“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自然成为必要的组织形式了。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 [1] 摩尔根 《古代社会》
所以，早期国家的形成，主要是对外进行战争，对内进行社会秩序的管理。这种为土地、为人口、为资源、为地位而发生的冲突和战争，成为推动原始国家向更加复杂结构发展的动力。“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抑制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为了社会正常稳定的运行，除了在经济利益和社会资源的分配上采取一些比较公平的分配政策来平抑社会各阶级的差异以外，还需要制定一个让社会各阶级都能够接受的社会道德体系和社会性要求来进一步保证社会的稳定运行。
在阶级矛盾比较激化的社会时代国家机器对人的社会性的作用是一种消极的保证，对社会性的要求可能比较有利于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当今，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国家利益逐渐与社会绝大多数人利益相一致。所以，国家机器对培养和促进人的社会性的作用逐渐加强，绝大多数国家中社会性的发展要求越来越适应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现代国家机器的培养和促进人的社会性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对教育体系的支持和完善来实现。（对于国家机器对人的社会性的作用将在第5章进行讨论）
总之，社会愈发展，对人的社会性要求愈高，对人的自然属性愈尊重。在社会承认的范围内，人的自然属性得到愈充分的满足。从社会生物学的研究“可以相当肯定地说，人类社会行为的主要遗传进化是在人类文明之前约500万年产生的。那时，人类由稀疏和相对稳定的狩猎－采集者组成。另一方面，主要的文化进化是在大约1万年前农业和城市出观以来发生的，尽管某些遗传进化在后来历史性的巨变中还在续继发生，但那只形成了人类天性一个部分特点。” “如果把人类看成是一种生物物种，那么，发现人类群体在其社会行为后面的生理和精神特征上有一定的遗传差异，这是不足为怪的。”“所以，即使在比较简单的行为类型中，人类也因遗传而具有能够获得某些特性的能力。”（11）
实际上人类的很多行为，也包括一些社会行为是取决于基因特性。如人的自我重要性感觉可以看成人类基因进化的优胜劣汰发展规律的影响下形成的。因为只有最优秀的基因遗传下去的可能性最大，而不够优秀的就可能在进化过程中被淘汰掉。所以大多数人都有一种争取成为最优秀的人的潜在意识，在社会活动中人们对“重要人物感觉”的喜好就是这种基因进化影响的痕迹。
人类社会是由世界上最复杂的生物——“人”所组成的复杂联合体，而且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社会联合体的联系紧密程度和复杂性也越来越高。自从人类建立了文明社会以来，社会就在有意识地培养人的社会性以维护社会的稳定正常运行。我相信：经过长期的社会培养，人类的社会性也会逐渐多的被记入遗传基因中。等到人的社会性像人的自然属性一样，是由人的基因决定的固有的特性，人才真正成为社会性的人。那时，宗教，国家机器的保证和培养人的社会性的作用就自动消失了，教育也只是获得知识的作用了。当然，这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可能与人类的进化时间相当，需要几万年到几十万年，甚至更加长的历史时期。但与自然界的变化相比较，这仍然是一个短的时间段。
通过分析在人类已经经过的几千年的文明社会历史中人的社会性的发展，我们试图找出一些发展规律，从而在未来社会发展中能更加主动地推动人的社会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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