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培养人的社会性的作用

　　　我们再来看看东方的宗教佛教。佛教发源于公元前1500多年的古代印度，当雅利安人从印度河流域向恒河流域发展，主要生产方式从畜牧业生产转向农业生产。由于气候条件优越，加上人们学会了种植产量比较高的水稻，再加上铁器的使用，生产力得到很大的提高。社会结构进入奴隶制社会。当时的社会人群被分成四个等级：婆罗门（宗教祭司，掌握掌握神权和教育权，宗教经典和文化知识），刹帝利（武士阶层，后来还包括国王和军事贵族，他们掌握军事和行政权。）、吠舍（农民、手工业者，后来还包括从中分化出工商业主、高利贷商人。）、首陀罗（由非雅利安的土著部落平民组成，地位低下）。另外还有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奴隶，无种姓者，被称为“贱民”， “不可触者”。”（untouchable）。

　　　当时印度社会上的主要宗教是婆罗门教，婆罗门教是一种多神教，崇拜自然精灵和祖先神，信奉天神、雷神、司法神、日神、火神、风神、雨神等多神。婆罗门教是维护当时的奴隶社会的一门宗教。它宣扬业报轮回的观点，认为人在今生的行为（业）的善恶，将带来来生轮回不同的因果报应；如果不相信婆罗门教的吠陀经典、或有违犯种姓规定的行为，或有杀生行为等等，死后将轮回转生为下等种姓贱民或为牲畜，而如果学习吠陀经典，苦行，行善，死后可转生为上等种姓，以至成为天神，与大梵合一。

　　　婆罗门教宣传婆罗门种姓至上，说梵天用口造婆罗门，用手造刹帝利，用双腿造吠舍，用双脚造首陀罗，并为他们规定了社会职业，永世不可改变。婆罗门教强调向天神祭祀献供，每年要举行多次祭祀仪式，包括马祭、祖先祭、天神祭、梵祭、精灵祭种种献祭。献祭时要屠宰大量牲畜，信徒们耗费大量财物，甚至土地献祭给神——实际归婆罗门。

　　　公元前5~6世纪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国家的兴起，刹帝利种姓和吠舍种姓中人数比较多的工商业主、高利贷者的财富和势力增加。他们对婆罗门教的婆罗门至上的旧种姓制度不满，而且婆罗门种姓的专横、腐化也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对抗、批评婆罗门教的新宗教思潮，即沙门思潮。其中，在尼泊尔国南部的释迦族中有一位年轻人乔达摩·悉达多，他也接受了沙门思潮。决心建立一种新宗教——佛教，它吸收原来婆罗门教的生生轮回和因果报应的思想，但是它反对人依照出生种姓等级而认定命运，而是相信人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修养来达到成佛——意为觉悟者，达到觉悟的人。

　　　佛教在培养人的社会性上比其他宗教更加注重自己的修养，比较适应于东方的天人协调的哲学思想，所以佛教在东方世界得到广泛的传播。当然，产生和流传于封建社会的佛教为了满足封建社会对人的社会性的制约作用，也还需要通过宣扬按照佛教的道德规则进行的生死轮回和因果报应来实现。

　　　佛教虽然产生于古代印度，但是其发展和得到广泛的传播却是在古代中国和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一些东方国家，象日本、朝鲜、东南亚国家等。反而在其发源地印度，佛教却没有成为主要的宗教。印度的第一大宗教是由婆罗门教改革后发展的印度教，甚至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可能都比佛教在印度要广泛。究其原因可能是印度教更加符合印度的民族文化，有更加深厚的社会基础。

　　　到了近代，印度成为英国的殖民地，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印度教也进行了广泛的宗教改革，如取消古婆罗门教中存在的种姓制度、偶像崇拜、寡妇殉葬制等不符合民主社会的内容，对繁琐的宗教仪式进行简化等。使得印度教成为印度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印度大多数人信奉此教，但是旧宗教中的种姓阶级的不平等待遇及寡妇殉葬等诸多陋习在一些地区仍然有存在。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是随着阿拉伯波斯帝国和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印度的入侵而得到传播的，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基础。特别在由印度分出的巴基斯坦等国家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

　　　佛教虽然在古印度到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成为了国教，佛教得到了极大的弘扬。但是到了9世纪以后，印度教经过改革后逐渐兴盛，而佛教僧团内部派系纷争不已，从而日趋式微。到12世纪阿拉伯民族的大规模入侵，伊斯兰教随着阿拉伯人进入印度，统治者排斥佛教，很多佛教的重要寺院被毁。到13世纪初，印度的佛教终于一蹶不振趋于消亡。

　　　直到19世纪末，在印度沉寂了约700年的佛教又出现了复兴。1891年锡兰（今斯里兰卡）的达磨波罗在印度首创摩诃菩提会，恢复了一些佛教胜地，重新建立了一些寺院。特别是1947年印度独立后，佛教有了新的发展。1956年印度政府举行释迦牟尼涅盘2500年的国际性大规模纪念活动。同年10月，印度首任司法部长、宪法起草人安培多伽尔在那格浦尔组织了一个有50万“贱民” 参加的改信佛教运动，以后又有几百万“贱民”陆续由印度教皈依佛教。在印度，虽然佛教徒只占印度人口的0.6%，但是佛教思想在印度的思想文化界颇有影响。特别是下层民众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

　　　佛教能够在东方地区好多国家广泛流传至今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佛教本身的宗教思想与东方文化的吻合。我们特别要说的是佛教传到中国后，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发生的变化。实际上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佛教的教义主要是通过佛经的翻译版本来传达的。古代佛经的翻译本主要是一些外来的传教僧人，最早的佛经的翻译可能是汉明帝时代的大月氏国来的迦叶摩腾、竺法兰在洛阳白马寺译出的《四十二章经》。汉桓帝时安息国安世高和月氏国支谶，译佛经数十部，约一二百卷。灵帝时有印度竺佛朗也在洛阳宣讲佛教，并著有《牟子理惑论》主张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化调和。

　　　佛经的翻译最著名的是印度名僧鸠摩罗什。具传当时为了把印度名僧鸠摩罗什请来宣扬佛教，还发生过几次战争，征灭了几个国家。早在秦朝，中原人们对佛教是一种什么东西还不太清楚，只是听西方来的人说佛教是可以渡人进极乐世界，获得永生的仙法。在秦始皇时代，始皇帝就派了徐福带领几千人去东海仙岛寻找长生不老之法，可以他们是一去不返，始皇帝也没有能长生不死。当时，朝廷听说有位鸠摩罗什在西域龟兹国宣扬佛教仙法。

　　　鸠摩罗什是一个年轻的天才，他不仅具有超人的记忆力，而且对佛学也有深刻的理解。秦朝皇帝苻坚听说佛教是如此好的仙法，鸠摩罗什又是一位佛法大师，于是就派遣将军吕光率领大军，西征龟兹去抢鸠摩罗什大仙。等到吕光征服了龟兹，请到鸠摩罗什准备返回秦朝，不料这时秦朝发生内乱，姚萇杀了苻坚自己当了皇帝。于是吕光就乘机据姑臧自称凉国，鸠摩罗什也就留在了凉国。后来姚萇的儿子姚兴当皇帝，打败了凉国，吕光的儿子吕隆投降，这才把鸠摩罗什请进入中原。皇帝姚兴亲自迎接他到长安，并封他为国师，为了尽快把佛教的仙法在中国施展，还专门派了几千人协助他翻译佛经。

　　　结果，皇帝没有来得及得到长生不老的仙法，而佛教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了。在鸠摩罗什主持下翻译的佛经在中国佛教的传播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由于，佛经的翻译中有大量的中原文化人参加，其中不乏儒家和道家学者，所以在佛经的语言和解释中就融入了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文化思想。加上佛教本身的培养和教育人的社会性的一些思想，也与中华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很吻合，所以在中国佛教发展过程中，两种思想也不断交映，相互融通。

　　　有一个传说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孔、孟、老、庄的思想。当时艰巨的佛经的翻译工作还在进行中，佛经《涅盘经》还只翻译了一半，大家就迫不及待地进行研读。在经文的前部分对“一阐提”（指有破戒、作五逆罪，不信佛法、因果、诽谤佛法，断灭善根、不作善法，破坏僧团纲纪等极端罪恶的众生）的问题，佛祖严厉地说他们会在轮回中永远不得超生，一再出现排除“一阐提”成佛可能性的经文。而有一位文化修养非常高的道生法师从中国的哲理考虑，认为这不符合佛教的完整思想。应该无任对什么样的人，只要悔罪自新便可成佛。就是提倡“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顿悟成佛”思想。这样就受到只学了一半经文的其他佛教徒们的激烈的反对，大家都不能接受与所见经文意思不同样的观点。于是道生法师就到南方的虎丘山隐居，没有人接受他的观点，他就对着山上的石头解释佛法。后来经文翻译完了，果然他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便是所谓“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故事。

　　　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另外还有其它的一些印度佛教派别也来到中国，如禅宗第二十八代祖师菩提达摩就是这个时期来到中国。达摩在嵩山少林寺隐居面壁九年的故事在中国广泛流传。这个禅宗就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包括老子、庄子和部分儒家思想）很吻合。我们从梁武帝接见达摩时的谈话就可以知道一些这个情况。

　　　梁武帝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信徒，他在中国大力推介佛教，甚至压制道教等其他宗教。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当时中原出现五里一庙，十里一庵的佛教盛况。他听说从印度来了位高僧，马上就召见达摩。梁武帝问达摩：“朕造了许多寺庙，选送了好多僧人，还亲自抄写经文，大力弘扬佛法，这算不算有了功德？”达摩回答：“没有功德。你这些只是‘人天之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看来虽有，实在没有’”就是说：你这是有心行善，没有出自本心的行为。就好象一个影子会随着东西走，但是影子是看起来有，实际上是摸不到，拿不走的。有就等于没有。梁武帝又问达摩：“那么，真实的功德是什么呢？” 达摩说“清净智慧是微妙圆融，本体空寂，无法可得，如是功德，绝对不是世间上有为之法所能求到的”。真正的佛学思想是非常微妙、高深的，是没有一种确定的方法就可以学到的。所以功德，也绝对没有什么明确的做法就可以求得的。

　　　这一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的道教的《老子》的思想非常相似。老子在《道德经》中就说道：“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所以佛教思想和中国传统的老子、庄子和儒家思想是很一致的。这个禅宗就成为中国佛教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学派，直到今天它还对世界佛教思想起着深刻的影响。

　　　为了获取真经，学习佛教的真正思想，一些人还不远万里亲自到印度去学习。东晋的法显和尚（公元334年—420年），是第一位成功地从中国到印度获取佛经的人。他以62岁的高龄西行取经，前后历14年，游30余国，携带很多梵本佛经，从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国）经海路返回。在海上漂流万里（据考甚至到达过美洲），最后从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青岛崂山）登陆回国。他所撰写的历游天竺记传《佛国记》（即《法显传》）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地理著作。后以86岁高龄圆寂于荆州辛寺。

　　　到唐朝时代（公元618——907年），印度的佛教已经发展了几百年了，出现了多种佛教派别。在唐代中国佛教的一件大事就是，在中国妇孺皆知的《西游记》中的唐僧——玄奘大师不远万里去印度留学。他回国后，唐太宗非常重视，安排了数千人参加玄奘大师的佛经翻译工作。因玄奘大师的弘扬，使印度后期佛教哲学，和大、小乘佛教的经典，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紧密结合的另一个有力的例证是观音菩萨的中国化。在印度本土原来的佛教殿堂里，在佛教教主释加莫尼的身旁立着两尊菩萨。右边为大势至菩萨，左边为观世音菩萨。印度来的观音菩萨大都显男相，是一个威猛的男性形象。依据佛教的宗旨和教义，观音菩萨的工作是救度在水深火热中的芸芸众生，是大慈大悲的化身。而在中华文化中，母亲被认为是慈悲、关怀的代表，所以慢慢地在中国的佛教的的殿堂里，由慈祥的母亲形象的中年妇女来代表观音菩萨了。甚至于解说为观世音菩萨原是古代妙庄王（即楚庄王）的五女儿，因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而被上天的玉皇大帝指定为观世音菩萨，而且受到中国广大的善男信女的顶礼膜拜，甚至常常香火还超过佛祖。

　　　经过几个世纪的中国学者对佛教学说潜心研究，发扬光大，与中华文化相互引证融通形成了中国佛教的教派。使得佛教这个外来的宗教与中国本土的道教、儒教一起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佛教也在在受到中国文化广泛影响的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地区随中国文化一起广泛传播。从佛教在东方地区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宗教与文化的紧密结合使得宗教的培养和维护人的社会性的作用得到更好地发挥，从而使得宗教具有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古代中国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封建帝国，但又是一个多种宗教和平共处的国家。中国人一直都是信奉多神的。无任是上帝至高无上的基督教，还是真主是唯一真神的伊斯兰教，还是主张人人可以成佛的佛教来到中国以后都可以被中国的统治阶层和广大的平民百姓接受；并且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和平共处，共同发展。这也说明了在中国，对人的社会性起培养和维护作用的主要是博大精深的文化和广泛的教育，宗教只是其中的因素之一，而没有象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那样占据统治地位。从宗教，特别是佛教，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也可以进一步知道宗教的培养和维护人的社会性的社会作用是它的产生和发展根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