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中的战争意识(1)

　　战争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存在非常长的时间。如果说广义的战争包括集体的争斗，那么可能自从人类有了集体活动就发生过战争。从氏族社会开始，人类的战争就成为一种有组织、有目的的大规模集体活动。在社会生活资源非常缺乏的年代。氏族之间可能仅仅为了争夺生活资源（比如水资源、领地等）而发生战争。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人类产生了氏族联盟、城市、城市联邦，直至国家组织。这些人类社会组织的产生，战争都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现代社会中的大规模战争更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

　　战争中残酷、血腥的杀戮把人的自然属性发挥到极致，而同一方的互相配合和命令的服从又对战争中人员的社会性有极高的要求。所以战争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一种非常极端的社会现象。战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给人类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战争意识可以说是一种深入人类基因的刻骨铭心的意识。

　　国家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复杂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国家之间如果发生战争都是比较大规模的。特别是强国、大国之间的战争往往可能引发世界大战。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对社会资源造成极大的破坏。当然国家内部不同的政治势力也会发生战争，特别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完善的国家，内部战争也经常会发生。所以国家机构如何完善治理，避免社会各利益阶层之间的矛盾激化，也是国家机器的一个对内的重要作用。

　　人类历史上国家的建立总是伴随着战争，似乎通过战争夺取领土，建立国家是一种常态。所以在国家治理中常常带有非常强烈的战争意识。那么战争意识对于国家治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它与国家的兴衰有什么关系？下面我将简要地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当下人们讨论国家的社会作用时，引用最多的一段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描述是：“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其实这里仅仅是国家对内部社会的作用，而对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的处理，特别是当国家之间发生激烈的战争冲突时，国家维护社会统一的对外作用就变成十分重要了。所以国家的社会作用应该是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的。

　　“著名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认为，现代国家形成的主要驱动力是战争。蒂利观察早期现代欧洲国家形成的历史以后提出国家创造了战争、战争创造了国家。这在古代中国两个重要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就显现出来。春秋时期持续了294年，中国不同的政治联盟之间打了1200多场战争。而在战国时期的255年间，各个国家之间打了468场战争。在这500年历史中，只有89年没有发生主要国家之间的战争。如同早期现代欧洲，这种军事竞争事实上成为现代机构形成的推动因素。为了支持战争，就逐渐发展出了官僚体系。最早是收税，然后是收集资源来支持战争，支持战场上的士兵。在某种方式上，这同样让普通老百姓有了权力，必须发展出某种统一的、分等级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这种体制是在战国末期出现的。这一段的中国古代历史也帮助中国产生了尊重律法的文化。国家建设、国家共同文化的发展，即现在伊拉克等许多发展中国家仍在努力建设的国家身份认同，中国早在古代就已经建立起来。”——弗朗西斯·福山：《没有放之世界皆正确的政治制度》

国家意识与战争意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家意识是指生活在同一国家的居民对整个国家的认知、认同。它是现代国家避免分裂、稳定正常运行的思想基础。国家意识是社会个体基于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国情等的认识和理解，而逐渐形成的一种责任感、自豪感和归属感。它是一种政治意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意识，它能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公民的责任心和义务感，有利于国家的昌盛和民族的强大。

战争意识是指对战争及其性质、特点、规律、类型等的系统认识。战争是敌对双方为了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而进行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暴力行动。国家治理的战争意识要有对历史的、现实的及未来的战争的系统的认识，并对未来战争有充分的、长期的精神准备，以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

　　国家治理中的战争意识扩展的极端就是军国主义，军国主义是指在国家治理中走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的道路，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国家内部的治理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均服务于扩军备战及对外战争的的政治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就是实行军国主义的国家，它们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同时对于国家内部也带来了极大的伤害。所以现代国家治理中都十分注重防止战争意识扩展为极端的军国主义。一些现代国家通过宪法规定军事人员不能直接参与政府的工作，甚至连国防部长这样的与军事密切相关的职位都必须由文职人员担任。

　　其实在国家治理中在一些方面战争意识也还是必须的，比如军队、国防部门、警察等。但是这些部门的战争意识必须与一般的国家治理相隔离，以避免干扰社会的正常运行。一旦发生国家之间的战争，或者国家内部发生政权改变的战争，国家治理的主要作用就是如何组织社会力量赢得战争的胜利。但是在在和平环境下，国家治理的主要作用是协调国家内部各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运行，使得社会生产能够顺利地进行。这两种国家治理的思想理念和治理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古代就有“马上打天下，下马治天下”的国家治理思想。但是在具体的国家治理实践当中，如何把打天下的战争意识，与治天下的管理意识分别加以正确、恰当的运用于国家治理是古今中外的国家治理者经常会面对的实际问题。

中国古代历史上秦始皇从以战争方式用武力消灭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以后，就面临着如何治理这个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大帝国的问题。秦始皇虽然采取了“车同轨、字同文”、建立郡县制等一系列措施来完成这个国家的治理。但是他十分习惯于战争模式的国家治理，他组织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以武力强迫全国民众大力兴建宫殿、陵墓和万里长城。这种战争意识指导下的国家治理是失败的，结果在他去世后就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庞大的秦帝国只经历了十几年来就灭亡了。

所以当汉高祖刘邦用战争手段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以后，吸取了秦帝国以武力治天下失败的教训，采取抑制军事人员的权力的治国方针，甚至不惜杀功臣以把国家权力转移到治天下的人员手中。汉帝国在对外部游牧国家的侵略的斗争中仍然有非常强烈的战争意识，但是汉王朝对国家内部的治理是采取了一系列的缓和矛盾的开明措施的。汉朝经济表现为人口的大量增长，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农业、手工业发展迅速，商业和贸易和中央集权制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汉帝国时期的丝绸之路也促进了汉朝和亚欧各国的贸易和贡品往来，许多商品是中国古人之前闻所未闻的。这些对于发展社会经济都起到很好地推动作用。汉王朝的国家治理还很不完善，比如沿用封建王朝的分封制度使得汉王朝发生了多次的中央政权与地方封王之间的尖锐矛盾而引起的内部动乱。即使如此，汉王朝还是成功地维持了400多年的统治。

由于对中央集权的大国治理缺乏完善的治理方法，汉王朝之后出现了300多年的小国分裂的局面。在此期间由于缺乏稳定的国家政权，中原地区的经济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发展。所以当随朝统一了中原地区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以后，进一步发展了国家管理的文官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就是从随朝开始的。科举制度实现了国家治理从战争建国到官僚治国的比较完善的转化。到唐朝时代，国家管理文官体系的完善和开放包容的国家治理政策产生了国家发展的一个盛世。以后中国虽然也有朝代的更替，但是这套以科举制度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文官治理体系一直沿用到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即使是游牧民族通过战争入侵中原建立起来的的元朝和清朝也仍然沿用这套非常有效的文官国家治理体系。这种文官治理体系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对农业社会生产力发展最为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这种国家治理体系使得中国经济总量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就是最好的证明。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对国家的治理的战争意识是非常排斥的，它主张以德治国。甚至认为国家的“法治”也是不利于对人的道德的培养。儒家以天下观来对待国家意识，所以对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主张和平共处，以礼相交的道德方式。而另外一派国家治理思想是道家思想。它主张虚无为本、因循为用、采百家之长以经世致用，对治国安邦比较偏重于法治。但是自从汉代实现“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家政策以后，儒家思想在长期的中国农业文明社会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克己复礼”是这个儒家思想的核心。它主张社会成员要克服自己的私利，遵守一定的社会等级礼仪制度。要求社会成员努力走“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发展道路。中国几千年来国家的治理就是在这个思想体系的指导下完成的。这一套儒家思想无论是读书识字的知识分子，由科举进入官僚体系的士，还是大字不识的农夫；上至皇帝，下至普通老百姓都普遍地接受。所以儒家思想也是中国农业文明国家能够稳定运行的社会思想基础。

儒家思想指导下的文官国家治理体系虽然使得国家机器可以长期稳定运行，但是同时也使得国家的战争意识变得非常薄弱。比如明朝末年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和满清军队入侵的时候，国家军队的作战能力已经非常弱了，不足以抵御这些军事进攻，因而造成了国家政权的灭亡。清朝以战争建立了国家政权，但是经过几百年的文官国家治理以后，战争意识也变得十分薄弱。清朝末年，仅仅几千外国军人就打得拥有几十万军队，几亿民众的满清王朝完全没有招架能力。如此之大的国家对西方以现代工业革命支持的军事进攻却是不堪一击。不得不以赔偿大量钱财，割让领土和国家权利的投降条约来结束战争。

　　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在社会转型中经历了太多的对外和对内的战争。中日甲午战争、鸦片战争、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等一系列的战争活动。特别是这个期间，经历的那场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十分惨烈的抗日战争。战争中虽然中国以牺牲几百万军队和几千万民众生命为代价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是对中国国家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所以无论是国民党建立的中华民国，还是共产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家治理上都具有非常浓烈的战争意识。

　　正是这种强烈的战争意识，使得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境战争、对越战争、珍宝岛中苏边境战争等一系列的战争的胜利。但是同时，这种强烈的战争意识也贯穿于整个近30年的经济建设时间内的国家治理中。大量的政治运动，以战争时期的广泛的群众动员和参与形式不断地进行，甚至连各种工农业生产活动也多半是以这种战争时期的群众运动方式进行。实践证明这种以战争意识指导的社会活动，特别是在生产力发展领域其效果非常差，甚至有时会出现社会生产的混乱和倒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伟大领袖试图以群众运动形式的社会活动来推动社会改革，推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以战争意识来指导和平时期的社会内部问题。结果引起社会大动乱，带来了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建设走向崩溃的危险。

　　其实在1957年毛泽东就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和平时期的国家治理进行过一些探讨。“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当然这篇文章仍然受到战争意识的影响，比如强调敌我之间的阶级矛盾，试图用一些比较过激难度群众运动方法来治理国家。从战争意识出发，对包括文化、艺术、科学、教育等社会活动提出了按照政治标准来进行治理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它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吗?”

　　其实在一个正常治理的社会中不仅仅是科学艺术的活动，任何社会成员的活动都必须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应该符合社会道德规范。这是社会正常运行的必需，没有必要对全体社会成员提出什么另外的政治标准。而且因为政治标准不同于法律规定，它具有的抽象性、模糊性和不可操作性，无法公平、严格地进行裁决。而且政治标准如果由执政党，或者政府官员进行裁决，会带来由于个人的认识不同带来的随意性。其结果把思想教育改变为思想控制，不仅仅不能带来社会团结的效果，反而造成更大的社会混乱，这一点已经被多年的社会实践证明了。

　　虽然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也提出过一些国家治理的民主方法，“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共产党人的认识水平，工作能力的差别，往往对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执行得并不好，很多工作人员常常采用简单粗暴的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来对待人民群众。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认为党内不同思想认识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事件，所以他自己也放弃了党内的民主作风和对人民群众的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采取战争意识指导下的大规模的粗糙的群众运动方法来企图解决这些党内分歧和社会矛盾。结果造成社会的大动乱，经济的大崩溃。这个深刻的历史的教训应该被载入史册而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