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值得深刻讨论的历史的教训是前苏联共产党的治国理念中的战争意识。当苏联共产党在十月革命中取得国家政权的时候，并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战争行动。反而是在苏维埃政权宣布新的国家要走共产主义道路，消灭私有制以后，引起了国内富裕阶级和国际上实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国家的恐惧。他们组织了武装力量试图推翻新的国家政权，从而引发大规模的国内战争。苏联共产党在采取一系列的战争时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政策以后，经过艰苦卓绝的战争行动稳定了国家政权。
在国内战争取得胜利以后，虽然列宁等领导人希望采取一些比较温和的政策来缓和社会矛盾，发展经济。但是因为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战争意识对国家治理的影响非常深刻。加上因为列宁的身体原因来不及对国家治理政策做出实际的调整而过早去世。而具有强烈战争意识的斯大林取得国家的统治权力以后，推行了一系列的带有浓厚战争意识的政策。比如对国内不同的利益诉求的民众采取行政命令的简单解决方式；党内不同意见的压制，甚至以各种阶级斗争的方式进行残酷地镇压清洗；对思想、文化、教育领域的简单粗暴的政治标准管理；经济建设的计划管理缺乏灵活性，比较低效，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生产的非平衡发展的政策等等。
这些国家治理政策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执政党缺乏国家治理的经验，在一个相对比较落后，而且还处于农奴制度转型期的大国，如何走上现代国家的道路是史无前例的。另外一方面以斯大林为核心的苏共强烈的战争意识指导下，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误解，使得国家治理的一系列问题得不到正确地认识和更正。加上1939年9月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加强了苏联的国家治理的战争意识。而且这些战争意识的国家治理中的一些政策，比如优先发展重工业；在全国实行广泛的民众动员投入社会主义建设运动等等，对于苏联取得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苏联的国家治理中的战争意识在战争结束以后也没有得到较好的改善。
虽然在1956年苏共20大上苏共已经开始认识到苏联的国家治理有问题，但是他们并没有从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上、从国家治理的正确道路等根本问题上进行研究总结，而把问题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独断专行等表面错误，所以不能解决苏联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和实践中的根本问题。前苏联国家和执政党的治理失败，乃至国家和党的解体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苏联执政党长期以来对和平时期的国家治理采取了错误方式，虽然执政党对于这些错误有所察觉，并且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是由于国家治理中严重的战争意识，苏联的执政党长期采取严格的思想控制代替思想教育。简单地把不同的意见和看法统统看成西方帝国主义企图颠覆共产党政权的阴谋而加以压制。
对于国家治理的理论和方法，无论是苏联共产党内部，或者人民群众中，甚至学术界都没有开展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执政党对于国家治理的思想缺乏正确的认识，国家治理的方针、政策的错误，造成了各种社会矛盾被表面的稳定掩盖。结果一旦真正出现国家政权被颠覆，执政党被解散的严重情况，几千万共产党员，几亿长期被正统思想教育的人民群众根本没有任何实际的挽救行动，而是全面接受这个改变。可见这个党，这个国家的成员长期的离心离德已经成为表面繁荣下的汹涌潜流。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很好地研究。
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任务，我们应该在国家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中考虑国家治理中的战争意识的正确位置。虽然中国已经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的社会变革，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也提出了一整套治国理政的思想，但是这个战争意识指导下的低效、不稳定的治国方法，仍然有着非常大的社会影响。
比如：虽然毛泽东早就指出“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但是今天执政党中仍然有一些人自己不去好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去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精神核心，主张采取严格的思想控制，而不愿意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简单地把不同的意见和看法统统看成西方帝国主义企图颠覆共产党政权的阴谋而加以压制。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工作中，一些法律部门的领导人以简单的政治标准代替严格的法律规则，对国家治理的法治工作不理解，不支持。把党的领导抽象为个人权力，干扰国家法律的执行。甚至为了某些利益集团的私利，一些权力部门可以以“维稳”为借口，乱用国家强制武装力量来解决人民内内部矛盾。
一些所谓“鹰派”人物，鼓吹用战争手段来解决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鼓动群众以暴力方式来表达对国家利益冲突意见。甚至挑动不同国家的群众之间的互相仇视和矛盾，来对抗和平发展的国家治理政策。甚至少数极端分子还鼓吹中国应该走军国主义道路。
等等这些国家治理中的战争意识会严重干扰中国国家的工业化，阻碍社会向工业文明发展的进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国家治理方针执行几十年来，中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工业化已经从初期向成熟期迈进，社会生产力已经得到极大的发展。再加上现代科技的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人民群众已经广泛接受了先进的通信和信息服务。民主与法治是比较适合这种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形式。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提出实行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国家治理目标。但是国家治理中的战争意识的位置不恰当的运用会严重阻碍民主与法治的建设。强大的国防军事力量当然是国家稳定发展的保障力量，但是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政策上应该坚持民主与法治的方向，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对包括党政工作人员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进行严肃的法治教育，建立完善的法治系统，使得各种社会矛盾在法律的框架内得到比较公平地解决。比如当前社会中比较突出的医患关系矛盾、坼迁矛盾、土地转让矛盾等等都可以在法律框架内较好地解决。以法治方式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造成的社会动乱，不要随意动用国家武装力量来压制矛盾，取得表面的社会稳定。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国家治理的正确指导思想下和平地解决，如果对国家治理中的战争意识没有很好地解决，就可能会重蹈前苏联亡党亡国的覆辙，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可悲结果。
因此在国家治理中应该把战争意识摆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在军队和国防建设上应该加强战争意识,使得国家安全有足够的保障；但是在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处理经济建设问题上，应该防止战争意识的影响。采取法治和思想教育的方式来治理比较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中摆正战争意识的位置是十分重要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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