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对人的社会性的影响

　　文化产生思想，思想决定行为。在人类历史上，文化都是经过历史的积淀，一种文化模式提供的思想决定了的社会中人们的行为规范体系（人的社会性要求的具体描述体系）。一种文明的思想文化往往包含了内容极为丰富的知识储备和价值要求。这种文化产生的行为规范体系几乎涉及个体生存的所有方面，例如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生儿育女、生老病死、待人接物、言谈举止、礼尚往来、人际交往；也可以涉及更加广泛的贸易往来、经济交往、公共事务等各个方面；甚至决定某个社会采取的国家组织形式和作为社会集体行为的国家行为方式。

　　同时，同一种文明之下的文化产生的行为规范体系，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的社会性要求可能是不同的。可以是在一般的社会活动（社会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社会活动）中自在自发产生的，也可以是某种思想体系指导下的文化精神和理性知识自由自觉地产生的。人们通常把自在自发地产生的行为规范称为世俗社会行为规范；而把自由自觉的思想文化体系产生的行为规范称为道德规范，或者更进一步发展成为道德模范要求。

　　在人类历史上各个文明时代，自在自发的产生的社会性要求和自由自觉的文化精神产生的社会性要求是以某种方式并存，人们不可能完全凭借其中的某一方面而成功地维护社会正常运行。因为文化发展的社会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所以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不同特点的文化，从而发展出不同特点的文明社会。

　　决定文化发展的根本因素是社会生产方式和因为这种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运作方式。当然一个文明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其他文明社会的相互交流对于其文化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当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发生变革的时代，旧的社会行为规范还会继续发挥作用，所以我们一般称为传统社会规范。而适应新的生产方式的社会文化将会在旧的社会文化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来。这些新的思想文化会进一步产生新的行为规范，来使得社会进一步适应和推动新的生产方式的发展。

　　 有一种观点认为：现代思想文化中东、西方社会文化的差别实际上是农业文明社会的思想文化和工业文明社会的思想文化之间的差别。其实无论西方社会还是东方社会思想文化都有一个从旧文化向符合社会发展的新思想文化发展的过程。只不过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个过程在历史时间上可能有差距，这个差距的原因实际上就是生产方式发展的先后。

　　西方现代思想文化是从文艺复兴时代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继承了几千年来农业文明社会的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思想文化强大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还不成熟的思想体系。虽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也在不断向现代化前进，但是仍然存在一些时间滞后情况。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和以人的内在修为为核心的思想价值观，所以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社会的现代文化也会不同于西方现代思想文化。在全球化的社会发展情况下，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将会取得更大的成果，这个新的文明将会为更加广泛的人类社会所接受。

　　 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历史发展上的一次深刻影响历史进程的思想文化运动，这个思想是资产阶级破除封建思想体系的精神桎梏，实现解放生产力、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要求的一项最重要的行动。文艺复兴运动使欧洲摆脱腐朽的封建宗教束缚，是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张的一个前奏曲，是“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在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提出了自由和平等的口号。这里的自由是指每个市民有同等机会参加政府管理和批评政府的自由，这里的平等是指人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为基本教义的基督教也就成为资产阶级最满意的宗教，而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被广泛接受。并且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而发展成为世界最广泛的宗教。

　　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对抗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发展资本主义而建立起“个人权利至上”的思想文化。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是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生产方式下生产力的最大桎梏，而“个人权利至上”的思想文化是打破这种等级制度的最好武器。虽然“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思想是“个人权利至上”的思想文化的基本思想，但是工业文明社会并不是像资产阶级宣传的是一个“人人机会平等”的社会。而是一种提倡自由竞争，强者为王的社会体系。西方发达国家各有不同的具体的国家组织方式，但都是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商品经济的方式来运行社会经济。

　　为了维持这种商品社会需要完善的法治体系。的确法治是工业文明社会稳定运行的必要条件。西方社会在此思想文化的基础上让资本主义生产得到充分的发展。而那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包括充分维护“成功者”个人权利的民主制度。比如普选制度、对政府权利的制约的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充分的新闻舆论自由、……等等这些都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实行的一系列具体的社会治理方式。这些东西被西方认定为“普世价值”。

　　在西方这种资产阶级文化的培养下，西方社会特别强调个人的权益和提倡个人奋斗取得社会财富，成为成功人士的个人至上的社会性。“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以进” （注：这是18世纪中叶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 在一次演讲中的形容：“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房子甚至会在风雨中飘摇，但是英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入这间门槛已经破损了的破房子。”）就是西方社会对个人权利保护的一个典型表述。西方文化下的大众都普遍接受这种人权思想。

　　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其核心意识是在长达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下起到积极作用的儒家思想。从孟子到孔子的儒家理学，认为伦理价值源自天理。这个学说认为人性的社会模式应该接受天理，人从天接受的不是理性和自由意志，而是天理包含的固定制度，如三纲五常。并且强调这一切皆是永恒不易的“道理”，就是所谓“道之大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亦即“天人合一”的法则。这与西方思想文化认定的人有天然的（先于法律的）自由，迥然不同。所以东方文化是以“天命论”、“血统论”、“宗法论”、“人治论”、“极权论”、“专制论”的儒家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文化传统。

　　明末诗人顾炎武的《日知录·正始》中指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的社会性要求的代表提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的利益可以为了天下而牺牲。所以中国人可以为了天下而放弃自己的个人权益，而可以接受各种被西方定义为专制的统治方式。

　　农业文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宗法关系和伦理关系。农业文明的社会中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成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制关系，即宗法制度在整个农业文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方面，它通过世袭制、长子继承制等左右着社会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则通过夫妻、父子、朋友、君臣等伦理纲常和等级关系决定着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形成了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思想文化。

　　一般说来农业社会是一种熟人社会，社会成员交往范围比较小，大多数是熟人，互相比较了解，社会靠道德和宗法管理就可以稳定运行。而工业化社会中社会成员流动性比较大，属于生人社会，需要靠法律、宗教规则等来管理社会。特别是商品社会中，商品贸易是社会生产的重要活动，需要靠诚信来支持社会的稳定运行。而生人社会中个人奋斗几乎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所以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产生了不同的社会运行方式，也就产生了不同的思想文化及相应的社会性要求。而不同的社会发展历史也会影响到其思想文化的形成，以及对社会成员的社会性要求。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中国社会开始向工业化发展，但是中国的工业化过程远远没有完成，在社会管理，到思想文化上仍然是传统的农业社会的方式。虽然当时的中国的统治集团希望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社会意识形态，希望采取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社会模式，而传统中国社会中家族的宗法关系可能已经被极大的削弱了。

　　但是实际上传统社会的思想文化还深深地影响到社会的运行。比如社会管理实行的户籍制度和单位个人档案管理体制，对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要做到知根知底，包括政府的各行政单位的社会上几乎所有的企事业单位中，来自不同地方的革命同志都要变成熟人。起码单位的人事部门必须掌握每个的的底细才可以放心地使用。而在西方文化中至高无上的法律和规定都不是什么必须执行的，不可更改的行为规范，在中国社会中都可以让位于熟人之间的关系和人情世故。

　　 所以，这种社会制度与社会思想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描述的社会主义社会有极大的不同。人们经过社会实践（特别是前苏联的社会发展的失败和中国社会前三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发展的缺陷）认识到，当前中国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思想文化水平只能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

　　一百多年前当传统中国社会遇见西方工业文明的入侵，由于经济发展的差异，农业文明不敌工业文明的力量，而遭到西方列强，甚至曾经是我们的学生的日本帝国的侵略。为了改变经济发展的落后状况，一些仁人志士中国把经济落后的原因归结为文化的差异。从五四运动以来，以抛弃中国传统文化接受西方文化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一直进行着。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个运动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文化大革命运动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文化，把马克思主义文化当作中国唯一合法的文化来统治中国社会。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完全失败的。

　　中国社会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接受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使得工业化得以实现。那么中国社会可不可以像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一样，全盘接受西方的思想文化体系呢？思想文化发展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发展规律与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有不同的地方。因为思想文化的发展对象是人，而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对象是物， 所以有不同的发展规律。

　　实际上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介绍、学习、引进。人们发现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社会也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特别是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技术决定论和资本经济的普遍影响使得西方思想文化对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和进步的阻碍作用，主要是“个人至上”为核心的对人的社会性的要求可能对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不利。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借助与西方工业化的经济发展经验，以市场化的经济运作模式，使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但是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文化建设却相对落后。虽然经过五四运动以来近百年的希望打破传统文化的各种思想运动，甚至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民性的疾风暴雨式的思想文化运动，也没有能够成功地建立起一个符合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思想体系。

　　中国至今既没有接受西方的那种个人至上的民主思想，也没有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几千年来在中国持续影响的儒家文化传统仍然深深地影响着广大民众的社会性。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走上了全面工业化的道路，商品社会的人员频繁快速的流动，打破了单位和户籍的人员管理方式。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向生人社会的以法律和规则为主的管理方式转换。但是这个转换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

　　而这个转换过程的一个核心环节是建立一个与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体系。这个思想文化体系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发展出来的，所以它应该继承传统文化中适应现代社会的优良基因；同时也应该充分学习世界各个文明的思想文化成果；在消化、吸收、发展的历程中创造出中国社会自己的思想文化体系。

　　　　中国有着几千年未曾中断的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是创建和发展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深厚源泉。然而，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正在阻碍新的思想文化的创造和发展。

　　比如：当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中，执政当局总是习惯以思想管制来代替思想教育。党和国家的管理部门在进行思想文化教育的过程中，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不是按照人的思想意识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而是喜欢采用简单地灌输被确定为正确的思想意识内容，打压各种被认为是非正规的思想。甚至禁止人民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探讨和讨论。其结果是造成思想混乱，在各种公开场合大家都按照统一的思想意识，讲统一的官方语言；被地里各种思想见解以一些不健康地方式传播。全体社会成员，甚至在党的各级官员中，造成一些人的两面人格的扭曲。人前讲官话、套话；背后贪赃枉法，胡作非为。一些腐败分子可以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的“廉洁”，甚至信誓旦旦地宣扬自己“信仰共产主义”。如此等等这些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崇尚计谋，不讲诚信的习俗；采用愚民政策来管理社会；…都是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糟粕。所以，中国社会传统思想文化的悠久历史中糟粕的厚重的沉淀也是新思想文化发展的沉重包袱。

　　对传统文化中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应该让广大民众区分清楚。建设现代文明社会需要对学术研究和交流造成更加开放和宽松的环境氛围；对民众的思想文化采取开放的思想教育方式来促进；对世界各文明的思想文化采取更加开放的学习和交流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适合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的思想文化。从而改变传统农业文明的社会性要求，建立起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性要求。使得中国社会思想文化，以及在这种思想文化下培养起来的人的社会性能够真正满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背景。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强国的梦想，没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体系是不可能实现的。使得中国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强国，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也能够建立起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思想文化体系，进一步还能够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具有重要意义的贡献